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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七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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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 第五四五期 ——
（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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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ｚｋ０６１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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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 杨国斌
【春秋史笔】文革寻根 温 辉
【不堪回首】“自杀潮”中的恩怨录（下） 刘建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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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１〕
·杨国斌·
◇ 从红卫兵运动到民主墙
研究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有必要从民主墙运动说起。民主墙运动发生在１
９７８年和１９７９年的冬天，时距１９６６到１９６８年的红卫兵运动十年有余
。本文要讨论的是红卫兵一代人在这十年中的认同转变。
我们知道，红卫兵运动和民主墙运动中都曾出现很多宣言性的文章。比如当年
在清华附中成立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有如下的誓言：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
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
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２〕
这类宣言性的文字，后来成立的各类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发表了很多。虽说
在文革的大气候下，人们常常言不由衷，但总的说来，我们仍然可以把这类文字，
当作红卫兵一代在当时的认同意识的表达。当时各类红卫兵和造反派，虽然在派性
斗争中打得不可开交，但他们所表达的认同意识是基本一致的。以上清华附中红卫
兵的誓言就表达了这种认同意识。我们随便再看一个例子，是一个叫做“毛主席路
线红卫兵” 组织的成立宣言， 发表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６日的 《湖北红卫
报》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
暴，迅猛异常，毛泽东时代的红色造反者杀声震天。又一颗红色信号弹在天空闪烁
，又一面造反的红旗在徐徐升起！… 毛主席路线红卫兵光荣诞生了！…我们的战
斗任务是：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是毛主席忠
实的红小兵。我们的每一跟血管、每一个细胞都渗透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
忠诚、无限崇拜、无限景仰！
这个宣言，跟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誓言差不多。这类宣言，大体表达了对于统治
集团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和领袖人物的强烈认同，表达了捍卫这些认同对象的
自我牺牲的决心，抹杀自我，使自我的意识与利益服从于政治集体的意识与利益。
把民主墙时期的话语和红卫兵时期的话语相对照，可以发现明显的变化。民主
墙时期同样出现了很多大字报，大城市里都有民间刊物出现。这些刊物也多有宣言
似的发刊辞。例如《四五论坛》的发刊词有如下的陈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
国，除台湾省外，现在还没有一张非官方报纸……。《四五论坛》的宗旨，就是为
在我国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安定团结不是一潭死水，不
是不让人民讲话，不是不让人民讲真话。人人有话敢讲，任何污秽就没有藏身之地
，人民的意志必然决定社会的命运，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３〕
《启蒙》的“发刊词”说：在那些精神和灵魂的灾难结束以后，我们开始用疑
惧的眼光去回顾我们的来路，那来路的很大一段上充满了眼泪和血。当我们用胆大
的眼光去瞻顾未来，未来却在我们眼前展现一派迷茫… 。 严酷的事实已经使我
们忘掉了 世界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我们也不再日夜幻想
着，那些苦难者会盼望我们去对他们进行解放。〔４〕
这些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没有抛弃红卫兵时代就表现出来的使命感，但使
命的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而是要保护人民的
利益和他们的言论自由，提倡民主和法制建设。民主墙时期的另一些作品，则透露
着迷茫和疑惑。《启蒙》的发刊词，便摈弃了红卫兵时代所表达的那种解放全人类
的理想。此外，民主墙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如北岛的诗歌、魏京生论第五个民
主的文章，王希哲论民主与法制的文章，都明确表达了对专治的怀疑和对民主与法
制的向往。政论性文章中，开始肯定个人利益和物质生活的价值。而文学作品更是
对自我、人性、个人情感、爱情等等，进行了强烈的表达。当年发表在《今天》上
的作品，大都属于此类。北岛的“回答”表达了这种怀疑，而“履历”则描述了这
个过程：
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剃光脑袋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却在疯狂的季节
转了向，隔着栅栏
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
直到从盐硷地似的
白纸上看见理想…
顾城发表在民间刊物《崛起的一代》的诗歌“红卫兵之墓，”有这样的句子：
谁都知道
是太阳把你们
领走的
乘着几只进行曲
去寻找天国
后来，在半路上
你们累了
被一张床绊倒
床头镶着弹洞和星星
你们好象
是参加了一场游戏
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５〕
这首献给红卫兵时代的挽歌，对红卫兵一代最初跟随红太阳的追求，给予了祭
奠，同时表达了“重新开始”的希望。其实这种“重新开始”就在红卫兵运动期间
就已现端昵。而在民主墙时期，则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这样，我们就提出了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从红卫兵时期到民主墙运动，是什
么原因导致了红卫兵一代认同的转变？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分析这种变化产生的前因
后果。在方法上，本文侧重话语分析。话语分析，着重研究见诸各种形式的话语和
符号，不追究个人内心到底怎么想。比如，某人原是红卫兵或造反派，但他说他并
没有经历认同转变。从话语的分析角度看，这不成问题。红卫兵一代，从红卫兵运
动到民主墙运动，有一整套话语。这套话语，有意无意地表达了这一代人的认同转
变。
◇ 红卫兵一代与认同
社会学意义上的代，是因共同的社会和历史经验而形成的，与生物学意义上的
代有所不同。因为共同的历史经历，一代人的思想便打上了共同的烙印，在对自我
和社会的认识上表现出共同的特征，我们称之为代的意识，或者说代的认同。这种
代的认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有交通条件和报刊媒体，给分
散的人口及时传播信息，使他们能够产生共同的想象。从这一点看，代也象国家一
样，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似
乎最容易在年轻人中产生。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发现在西方人们常谈到的１９１８
年一代，二战一代、６８年的一代，以及我们熟悉的“五四”一代，都是青年时期
形成的。代的意识，在青年中似乎格外强烈。在中国，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们，
觉得自己算不上哪个代，因此平白造出“新生代”之类的话语，反映了缺乏代的认
同感的焦虑。
文革一代、知青一代和红卫兵一代，大体指同一个代。但红卫兵一代的说法，
似乎比较精确些。如果说这代人是四九年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那么对他们来
说，影响最大的事件，应该是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的红卫兵运动。后来的上山
下乡，当然对他们也有同样深刻的影响，但是代的意识的形成与表达，在红卫兵运
动中表现最为强烈。
红卫兵一代，主要包括今天常说的“老三届”。当时分得很细各种，有老红卫
兵、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又有关系错综复杂的组织，等等。我们把他们统称
为红卫兵一代，不是抹杀当时的内在区别，而是强调他们的共同特征。他们都“生
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受同样的教育，参加同样的社会运动。派系斗争的
背后，掩盖着一个重要的共性。如果我们把派系斗争比作一场游戏，那就可以清楚
地看出，这场游戏，缺了哪一方都玩不成。而各方能在一起“玩”，是因为他们都
认可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比如可以打倒当权派，但绝不能反对毛主席和党中
央。
社会学意义上的代的意识，是一种集体意识，我们称之为集体认同。认同一词
，是从英文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翻译而来，中文里原没有这个概念。在当代西方社会
科学和人文学科中，认同是一个关键词。其实社会学意义上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在英文中也是１９６０年代以后才开始普遍使用的。这方面最早发生较大影响的著
作，是艾里克森（E. H. Erikson)发表于１９６８年的著作，《认同：青年与
危机》。艾里克森目睹了六十年代西方青年表现出来的骚动不安，从社会心理学角
度分析青年一代受社会变迁的影响，感觉社会和历史发生了断裂，内心失去平衡，
产生混乱，他称为认同危机。他所阐发的这种认同危机，与青年的关系格外密切。
认同的内容，很难严格界定。大体来说，它包括对自我和对社会的认识。这种
认识，不可避免地与统治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moral frameworks)联系在一
起，因此认同也包含了道德价值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认同危机，是因为社会
的巨变，造成了自我认识与道德体系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条件下，新的认同意识的
产生，同时意味着对原来的道德体系的怀疑甚至否定，以及对新的道德标准的探索
与肯定。
认同是社会化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教育、文化、家庭、等等，对认同的形成有
重要影响。一般来说，人们的社会行为，反映了他们的认同意识。此外，认同不是
一成不变的，但一般情况下潜移默化的转变，不容易觉察。大变革的时代，容易引
起认同的危机，进而产生认同的转变。
◇ 红卫兵一代认同的形成
红卫兵一代认同的形成，是文革前１７年的革命化教育的结果。对文革前的青
少年来说，这时期的教育是全方位的，体现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上
至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下至青少年课外读物、连环画、小儿书、电影，全
面渗透。其目的是造就“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教育的内容可分为三大类， 即革
命传统教育、接班人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一本题目为《造就共产党中国的模范公
民》的英文著作，曾经对小学教科书的内容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做过研究，基本概况
了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的内容。其研究发现，小学语文课本的政治主题，
以出现的频率来计算，依次为：１）对新社会的忠诚， ２）新社会的优越性，３
）毛主席的伟大，４）国民党的罪恶，５）中国人民得到解放，６）人民曾经受过
压迫，７）警惕特务和坏分子，８）热爱人民，９）热爱祖国，１０）旧社会的黑
暗，等等。〔６〕归纳起来，这些内容就是培养学生对新政权和领导人的认同，及
对国民党和旧中国的仇恨。
不论什么样的教育，都有个效果问题。总的说来，文革前的革命传统教育、接
班人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是有效的，其结果是培养出认同教育的内容的一代人。
这一代人正是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投身到红卫兵运动和文革中的。〔７〕革命传
统教育、接班人和阶级斗争教育为什么如此有效呢？我主要分析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因素是教育的形式。革命传统教育，建国之初就开始了，形式多种多样
，不限于学校，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大凡新政权建立之后，都要建造一套创世
纪类的神话，提高新政权的合法性，赢得人民对新政权的认可和对新政权所代表的
价值观的认同。建国后中央政府对革命传统的建设，就属于此类。其表现范围很广
，学校教科书中有这方面的内容，儿童和青少年课外读物，这方面内容也很多，比
如各种革命英雄的故事。５０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从其象征意义上讲，其实
也是对革命传统的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这样一个象征符号。另外，建国伊始
，当时的政务院就颁布政令，对各类节日、庆典做了规定。比如规定要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建军节、国庆节等等。这类全国性的节日，便成为歌颂革命传统的盛典
。以后每年的主要庆祝活动和公共集会，中共中央都要专门下发文件，对悬挂什么
领导人的头像，喊什么样的口号，做出明确的规定。北京是这类庆祝活动的中心，
北京的青少年常常以革命传统的接班人的面目，被安排出现在庆祝活动中，在他们
心中养成一种身在伟大首都的优越感，为全国青少年所艳羡。后来红卫兵首先在北
京发端，而北京的红卫兵直接影响全国的红卫兵运动，都与北京学生特殊的社会地
位有关系。
六十年代初期，革命接班人教育和阶级教育成为突出的话题。阶级教育着重讲
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从１９６２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到１９６４年发动的“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都贯穿了所谓的阶级路线，强调不仅存在地富反坏右和新生的
资产阶级，而且有复辟的危险，因此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
争教育与接班人教育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反修防修的紧迫性
，培养革命接班人也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只有培养出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才能
避免江山变色。１９６４年开始，《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九篇社论，与苏联修正主
义进行论战。这所谓“九评”，在当时的年轻人心目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在后来
的红卫兵回忆录中，常常提到。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标准，正是在这九评中的一篇中
提出的。这篇社论还说：“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
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
这种预言彻底破产。”〔８〕
文革前革命传统教育、接班人和阶级斗争教育之有效，还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
境使然。这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中国建国以后，面临着很严峻的国际环境
。台湾的蒋介石当局，准备反攻大陆，中美处于对立状态，中印关系紧张，６０年
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援华的专家，中国似乎四面楚歌，孤立无援。在这
种国际形势下，防止和平演变、反修防修，显得格外紧迫。另一方面，这样的国际
环境给革命传统教育和接班人教育的话语，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当时的国内舆论，
如上面提到的“九评”，制造出这样一种话语，即中国革命的成果随时都会被断送
，国内外的敌人时刻都在对革命政权进行颠覆。在这样的形势下，革命传统教育和
接班人教育就更增添了紧迫性，在青少年心中，培养起沉重的历史使命感。
第三个因素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文化氛围的浸淫。我们常说，红卫兵一代生
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新中国” 和“红旗下” 的文化氛围， 对这一代人
的成长至关重要。这一时期在上层政治方面，权力斗争一直不断，中央决策发生了
象反右和大跃进这样的重大错误。但社会与文化氛围，基本上充满了乐观与积极进
取的精神，其极端的表现，甚至有一种洋洋自得的味道。这其中有自然的原因，也
有人为的成份。大凡革命胜利之后，新政权建立之初，因为胜利的喜悦，都会有一
个欢乐的时期，象一段华彩的乐章。人为的因素也很多。比如１５年赶超英美的口
号，使人民想象着不久的将来，共产主义的社会就要实现。 这种气氛，我们从当
时的电影和文艺作品中都能感觉出来。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青少年，会培养出一种
天之轿子的自我意识，会以为自己是时代的宠儿，身负历史重任，准备以自己的双
手改天换地，到达共产主义的彼岸。红卫兵一代，正是怀着这样的理想主义精神，
踏如文革的。
◇ 认同转变的过程
红卫兵一代认同的转变，是逐步发生的，而且不断有起伏，呈曲线状。转变的
过程，很难说始于某一时刻，但应该说，１９６６年下半年，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
的时期，也正是红卫兵认同转变的开始。这里有辩证法的成份，应了物极必反的老
话。其认同转变最初的表现，是认同的危机，具体表现在对原认同对象的怀疑和内
心的困惑。由怀疑、困惑到思考，到各种形式的反叛和对新的认同对象的表达，构
成了认同转变的全过程。
红卫兵运动是红卫兵一代认同转变的开始。从转变的过程看，红卫兵运动的主
要作用，是造成了这代人的认同危机。这种认同的危机，一般表现为内心的矛盾、
困惑和疑问，极端的表现则为异端和反叛。红卫兵运动初期，政治斗争的反复，在
青年学生中造成了很多思想混乱，导致内心的困惑。最近出版的陈焕仁的《红卫兵
日记》，对这种内心的困惑就有所记载。陈当时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在日记中对
北大的文革过程，做了详细记录。我仅举一个例子。据陈记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
报在北大贴出来以后，在校内受到广泛批判，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结果６月
１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人民日报》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陈记载如下：
我听完广播，呆呆地坐在炕沿上，始终没有回过神来，我身为北大哲学系学生，学
了那么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水平和识别能力怎么竟然低到如此程度？怎么
把聂元梓的革命大字报，错误地看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字报？〔９〕
这类困惑和矛盾的例子在当时很多，不一一列举。
１９６６年下半年，红卫兵运动进入大串连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两
个新阶段。这期间的大小字报上出现了“异端” 的萌芽。比如在北京，出现了反
对林彪和拥护刘少奇的大字报。〔１０〕１９６７年上半年，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
判及“新思潮”的出现，〔１１〕进一步将异端思潮推向社会。到１９６８年湖南
省无联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的出现，提出共产党内出现了官僚资产阶
级阶层，表达了红卫兵对现有体制的较为深刻的怀疑和批判。红卫兵运动时期的认
同转变，到１９６８年上半年，以“省无联”的宣言类文章为标志，表现无遗。也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红卫兵运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镇压，就在派性武斗持续不断
的同时，中央文革开始了对异端人物的搜捕，杨曦光、遇罗克、鲁礼安等一批表达
出异端思想的人物相继被捕人狱。直至１９６８年７月底，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干预
，工宣队进驻学校，红卫兵运动宣告终结。之后，大批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奔
赴农村，开始了他们这一代人生命航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
红卫兵运动结束，上山下乡开始，从此红卫兵一代开始了向知青的转变。这种
转变，构成红卫兵一代认同转变的另一个重要环节。从红卫兵运动到上山下乡，既
有其连续性，又有不同。从连续性方面看，投身到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年轻人，并不
都是被迫下乡的。他们中间一批人，抱着极大的政治热情，高高兴兴启程，仍然抱
着改天换地的胸怀大志。他们把农村当作是新的战场。也就是说，红卫兵一代人中
，有一部份是到了农村才真正开始改变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的认识。
从红卫兵一代的认同的转变这一角度看，上山下乡与红卫兵运动有一个重要区
别。红卫兵运动时期，是极少数人公开地正面表达了具有批判意义的新思潮。下乡
时期，则是一大批共命运的知青亲身体验了异端思潮中所批判的中国社会现实，从
而在更广的范围内，产生了对自我和社会的新的认识。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公
开的现实批判减少了，隐晦的和地下的反思和批判增加了。对这种新的认识的表达
，便是对新的认同意识的表达。我们从当年在知青中流传的歌曲、诗歌、手抄本、
书信和日记等文献中，可以看出这种新的认同意识的脉络。概括地说，这是一种对
乌托邦式的大革命的幻灭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我意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
是对物质利益的认可和追求。在红卫兵运动期间，甚至后来的政治大气候下，对个
人物质利益的追求被视为资产阶级追求，得不到公开的承认。下乡期间，面对谋生
的现实，追求物质利益不仅合理，而且必要。一位老三届知青回忆道，他下乡后大
队的党支部书记给知青讲话，劈头第一句话就是“种田为自己”。这对听惯了“读
书为革命”的学生们，是极大的震撼。〔１２〕另一位老三届知青回忆道：“我们
到底能对农村有多大作用？我们到底该不该坚持‘扎根农村一辈子？’在困惑中，
在痛苦中，我们终于先后踏上了寻找自己利益的道路。”〔１３〕米鹤都的《红卫
兵这一代》中，一位访谈对象这样说道：
许多人是在对现实社会目标丧失信心的前提下，开始注意到‘我’ 的存在的。他
们经营起自己的天地，从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遨游于书籍的浩海中，到设计前
程，制定三年五年目标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从多挣公分多挣钱，到钻营门路找到一
个更好的位置。〔１４〕
在精神方面，自我意识的第二方面，是从宏大的革命理想转向对个人理想和个
人情感的追求。当年风行一时的《知青之歌》，表达了对个人生活和人生意义的新
认识。歌中有这样一段歌词：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返。啊，未
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１５〕
歌曲充满忧郁和对生活道路的困惑，这对红卫兵一代来说，是一种新的倾向，
红卫兵运动期间的狂欢话语，并没有表达这样的情感。
那时的知青诗歌、歌曲等作品，常见的主题有友情、爱情、别离、思乡、乡村
生活等，这些也都是对个人情感的表达。就在这种新的话语中，一种新的个人主义
价值观开始在红卫兵一代中萌生。〔１６〕
自我意识的第三方面，是对中国社会的新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包括很广泛的
内容。限于篇幅，仅谈一点，那就是对“人民”的认识。“人民”是新中国官方话
语中的关键词。上至国家的名称、下到人民公社，从毛泽东语录里的“为人民服务
”到报刊和文艺作品，人民的话语无处不在。但什么是人民，谁是人民，对于红卫
兵一代，不过是个抽象的概念和政治口号。只有在下乡后，他们与人民生活在一起
，自己成为人民中的一员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真正理解人民的内涵，才开始与人民
认同。他们发现，人民中间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人民很穷、很苦、却很勤
劳而善良。人民有爱憎，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因为他们是有血肉的人。知青作品
和民主墙期间的作品中，都表达出对人民的这种新的认识。王小妮的一首诗，“农
场的老人—— 写在离别农场的那一天”，就表达了这样的认识。诗中描写了一位
农场老人的辛劳和善良，结尾写道：
呵，模糊了，远去了，隐没了，
我没有机会问明你的姓名，
可“农民” 这两个字，
却一日日在我心上升腾…
正是基于这种对人民的新的认识，民主墙时期对民主的呼唤，才有了具体而实在的
内容，不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 认同转变的动因
从认同转变的动因来说，有三个重要原因，我称之为话语狂欢、个人经历、及
政治形势的突变。
红卫兵运动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话语的狂欢。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类红卫
兵和造反派的大报小报应运而生，数不胜数。美国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从１９７
５年就开始出版红卫兵报的复印资料，现在这套资料已多达到一百余卷。红卫兵报
有两个特征。一方面，红卫兵报的泛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方对大众媒体的控
制。虽然很多红卫兵报大量转载官方言论，但这类小报也登很多内部消息、小道消
息、地方消息、本学校和各类红卫兵组织的消息，是研究文革及文革前１７年政治
、社会、文化的宝贵资料，以至在当时成为国外研究机构苦心搜求的珍品，在香港
甚至出现了赝品。红卫兵报的另外一个特征，是语言充满暴力和血腥，内容重复泛
滥。但这种泛滥的革命话语，同时具有一定的颠覆性。比如骂街的粗活，一般是见
不了报的。国家机器严格控制下的报刊，有它的一套话语。红卫兵报既大量地使用
官方话语，同时又把市井的粗活、脏话堂而皇之地印出来，这本身就是对霸权话语
的一种亵渎。被尊为神圣的东西，总有一个圣洁的外表。把它弄脏，就是一种颠覆
。因为有了这种泛滥的话语空间，颠覆性的“异端”话语也得到了发表的机会。红
卫兵运动期间的所谓异端和新思潮，便是借这种空间得以发表和传播的。遇罗克的
论战文章“血统论”，就是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的。红卫兵话语空间的产生，
与文革大气候紧密相关。文革本身提供了从内部进行话语颠覆的机会。文革“十六
条”，明确倡导大字报、大批判的运动形式，因此给各类红卫兵报和大字报提供了
合法性。这样的条件，成了“异端邪说” 和“毒草”的温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
的问题。文革后，大字报的形式虽然失去了合法性，但仍然在历次社会运动中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跟文革期间形成的全民性的大字报文化有关。至今，我们对大字报
文化，还缺乏全面和系统的认识。
第二个原因是参与运动的经历。一般来说，集体行动都会对参与者产生这样那
样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们，对六十年代学运的大量研究发现，学运的参与者，会
发生人生观上转变，在日后的生活中，会比较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有较强的政治
参与意识。〔１７〕红卫兵运动的参与，对红卫兵一代有震撼作用。因为有了红卫
兵运动，才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红卫兵一代。革命传统教育，在红卫兵一代人的心
中，树起了无数英雄的形象，但战争年代过去了，他们无法象心中的英雄人物那样
，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红卫兵运动，使得生在和平时期的一代，终于有机会投身
到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这也是红卫兵运动成为一场狂飙的原因之一。但参与之后，
人们难免会发现，革命并不象想象的那么纯洁与神圣。大串连时期，很多人有机会
到各地周游，第一次看到了现实中的中国社会落后而贫困，与书本上的情景迥异，
促使他们开始对现实进行思考，也促使他们中间有些人，发愤读哲学和理论的书籍
，寻找理论上的答案。〔１８〕这种情况，在红卫兵运动期间已经出现，后来下乡
，更产生了一场地下的读书运动。〔１９〕同时，由于下乡，这一代人又有机会更
长期更广泛地观察和体验中国下层社会生活，进一步加深了个人的体验，促进了认
同的转变。这种来自亲身经历的认识，比之书本知识，要深刻得多。
第三个原因，是政治形势的突变，这属于外因。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上层斗争，
在文革中暴露无遗。这促使年轻的一代，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从此上层政治不再那
么神圣，与上层人物的认同随之减弱。红卫兵运动时期，对毛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
峰。毛数次在天安门检阅总数达数千万人的红卫兵，对红卫兵恩宠有加。从最早的
老红卫兵到后来的造反派，对毛都是无限崇拜，多少青少年梦想沿着青年毛泽东的
足迹，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而到了１９６８年，毛却号召他们，到农村去，接受贫
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沉重的打击。１９６８年郭路生创作的
诗歌，记录了这种失落感，但同时也表达了沉沦中的希望。他的名篇，《相信未来
》有这样的诗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２０〕
这种因上层政治变动，对红卫兵一代的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发生在１９７１年
的林彪事件。林彪是“副统帅”，毛的“亲密战友”，在１９６９年的中共九大上
， 被正式定为毛的接班人，怎么突然成了反党集团，搞政变未遂，畏罪潜逃，飞
机失事摔死在沙漠里？这是莫大的讽刺。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声讨林彪的罪行
，中央下发的批判文件中，说林彪曾经诬蔑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这样的话在知青
中传播开，使他们有恍然大悟之感，人们仔细一想，林彪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这
时内心之中发生的震动可想而知。徐有渔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林彪事件在破除
红卫兵这一代人的政治迷信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说，“当然，‘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人们疏离‘文革’中官方政治教义的过程早在运动中期就已经开始。怀
疑不断地增加，否定不断地产生，林彪事件使许多人完成了这一离经叛道的过程。
”〔２１〕
◇ 红卫兵一代认同转变的社会意义
红卫兵认同的转变，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标志着文革结束的一些有社会影响的
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代人的认同转变有关系。另外，这种认同的转变，对改
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也有重要作用，实际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社会和文化基础。
１９７６年的“四五运动”，是标志着文革时代结束的重要事件之一。“四五
运动”的实质，是对文革极左政策的反叛。“四五运动”后的１９７６年，唐山大
地震，毛去世，江青等被抓，中国天崩地裂。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已经成为知青
的红卫兵一代人，终于有机会用自己的知识，去考大学。这是知青中的很多人多年
的梦想，他们早在农村的务农之余，就在努力自学，准备这一天的到来。但７７、
７８两届，也只接纳了极少数的知青。就在这种情况下，７８、７９年冬天，大批
知青为了返城，在各地组织了抗议和上访活动。〔２２〕这些活动和同时发生的民
主墙运动相交迭，树起了民主、人权、法制的旗帜。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话语。
从此以后，直到今天，民主、人权、法制仍然是中国的各种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的
核心话语。同时，这套话语，对改革初期的法制建设及对文革问题的清理，提供了
合法性。
红卫兵一代认同转变，对经济改革的开展，也提供了社会基础。本文提出，红
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主要体现在对官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怀疑与否定，对个性
的张扬，和对物质利益和个人幸福的追求。这并不是说他们原来是不计较物质利益
的，但个人利益，不见容于官方的和公开的话语。从文革前到文革期间，都贯穿了
对个人即所谓“小我”的否定。红卫兵一代个人主义话语的出现，对中国后来的社
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初期，谁要去从事个体工商
活动，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多年以来，社会主义的话语不仅鄙视私人利
益，甚至把个人谋生的活动当作资本主义行为，将其妖魔化。“正当”而“体面”
的工作，还是要有个单位，最好是国营单位。这时，那些刚回城的老知青，一方面
因为安排正式工作困难，又因为经历了在农村为个人谋生的磨炼，对所谓正当与不
正当、体面与不体面有他们自己的认识。他们中间很多人，就这样面对社会的压力
，成为最初的个体户。他们是市场化的先行者。
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对文革后的思想和文化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文
革后的新文学和文化运动，其核心内容，是对这代人的新的认同意识的表达。从朦
胧诗、意识流小说，到寻根文学、知青文学等等，都贯穿了对人性的新的探索，一
反文革时期文艺作品的革命化基调。这种新的探索和表达，对整个文化氛围影响之
深远，直到“六四”才充份地表现出来。“六四”时学生所抗争的，从大处讲是民
主政治，但具体则表现为对个性、自由、和个人幸福的追求，以及无法实现这种渴
望的焦灼。从１９６８年的《知青之歌》到１９８９年天安门广场上崔健的《一无
所有》，其间有一条若隐若现的思想脉络，那就是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直到九十
年代市场化的洪水将个人主义浸泡得彻底膨胀的时候，红卫兵一代才回首过去，重
新审视人生的社会意义。在物欲和个人主义泛滥的时代，集体、社区、团结、友情
，表现出新的价值。九十年代的知青怀旧思潮，正是这种新的思想转折的集中表现
。〔２３〕从红卫兵运动，到民主墙，再到知青怀旧，一代人的认同与社会结构的
变迁交互影响，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动力。
注释：
１．本文是作者２０００年完成于纽约大学的博士论文的部份中文摘要。这次整理
时参考了最近出版的有关资料。博士论文的原文见：Guobin yang,china's red
guard generation: the ritual process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ph.d
dissertation,new york university,2000).
２．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另
见首都红代会部份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天翻地复慨而康——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大事记，１９６２年９月至１９６７年１０月》，第２６页。
３．《四五论坛》（合刊第一期），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
４．《启蒙》，第一期，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
５．《崛起的一代》第２期，１９８０年１２月。
６．Charles p. Ridley, paul h. B. Godwin and dennis j. Doolin, the making
of a model citizen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li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pp.103-104.
７．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利益驱动。但本文强调文化因素对集体行为的影响，主要
原因在于现有的研究，忽略了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关于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研究著
作甚多。较近的成果，见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Andrew g. Walder, "red guard factionalism: social
interpretations reconsidere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No. 2 (
2002),Pp.437-472;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Ｋａｍ－Yee law (e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beyond purge and holocau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joseph w. 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８．《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
开信》，《人民日报》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４日。
９．陈焕仁，《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１页
１０．宋永毅对这种异端思潮的出现做过详细的论述。见宋永毅、孙大进编《文化
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１９９７年。
１１．见Wang shaoguang,"'new trends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8,No. 21 (1999),Pp.197-217.
１２．见李君如，“个性的孵育与规范”，载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１７页。
１３．许惠英，“走向人生的真实，”载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２３页。
１４．米鹤都著，《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１９９３年，第３１４页
。
１５．任毅，《生死悲歌：“知青之歌”冤狱始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
９８，第１６页。
１６．杨健所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和《中
国知青文学史》（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对这类作品有详尽讨论。
１７．这方面的代表作是Doug mcadam, freedom summ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１８．关于大串连对红卫兵一代的影响，见Guobin yang,"the liminal effects of
social movements: red guar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ntity", sociological
forum vol. 15,No. 3 (2000),Pp.379-406.?
１９．见宋永毅，“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年青一代觉醒
的心路历程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
２０．食指，《食指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０页。
２１．徐有渔，“彻底转变——‘九一三’事件”。《华夏文摘增刊》第２３６期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９日。
２２．见Thomas b. Gold,"back to the city: the return of shanghai's
educated youth" china quarterly 84 (1980),pp.55-70. 另外，刘小萌近年出版
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包括几篇关于知青会城抗争的详尽口述。见其《中国知青
口述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３．关于知青怀旧，我已有另文论述。见Guobin yang, "china's zhiqing
generation: nostalgia,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in the 1990s" modern
china vol. 29, No. 3(July 2003),pp.267-296.
□ 在２００６年“文化大革命４０周年国际研讨会”（纽约，２００６．５）上
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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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文革寻根
·温 辉·
毛泽东临终前，总结了他自己的一生，他办了两件大事，一是驱蒋介石离大陆
，一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最
近写出毛泽东这“政治遗嘱”的于光远指出：毛“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情
的观点至死不变。”
文革之序幕，之首场，剧作者是毛，导演者是毛，主演者是毛。毛是一马当先
，左无重臣，右无大将。此其时也，中共许多领导人对毛发动文革都不理解。贵为
党的第二把手、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毛开始搞文革时活像一只无头苍蝇，乱飞乱
撞。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革风暴席卷京城，《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有点莫名其妙，当面向毛请示，毛却支吾以对。
刘少奇把风暴看成是新的大规模反右运动。事前他听说毛讲了一句“洗刷几百万”
，就积极投入“四清”运动，整了许多基层干部，后来又派夫人王光美参加文革工
作组进驻清华大学。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刘少奇忽接中办电话，着他出席在上海举
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对会议议程一无所知，竟向贺龙打听，贺龙的回答是：你
是党的第二号领导人，你不知情，我怎能知道？其实类似的情况早就出现，毛长期
不满刘“不听话”，有异见，１９６５年毛就决定刘必须下台（事后毛对斯诺有言
）。而刘少奇，到１９６６年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毛已悄悄下手整他，当年５月他和
胡志明会见时表示，毛主席要在党内挖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已经大功告成。刘指
的是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他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火，已经烧近被视为“
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他的眉毛，彭罗陆杨挨整，只是他最后被秘密烧成骨
灰的丧歌之前奏而已。
毛泽东燃起的这把火越烧越狂，在恐怖统治下，被迫害、冤屈、整死的人数以
亿计。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一层的政治局委员２２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９６人、
副总理１２人、军委副主席５人、大行政区第一书记４人、人大常委６０人、政协
党委７４人。
为什么毛泽东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无法无天、横行霸道、害人如麻？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共核心层把毛泽东捧上神台，让他有超越党和国家、宪
法和法律而为所欲为的特权。
谁都知道，刘少奇是第一个站上讲台高调颂扬毛泽东及其思想、路线“最正确
”、“最有历史代表性”的人。他在中共七大（１９４５）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
报告中还宣称：“不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
除了刘少奇，还有一批中央领导人把毛泽东与党中央并列，把领袖个人置于党
组织之上的地位。例如任弼时，他在七大的开幕讲话中说：“中国人民……把希望
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寄托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身上。”“毛泽东三个字不
仅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周恩来在七大演说中说：中国共产党所以成为世界上的强大共产党，是由于“
党领袖毛泽东的英明领导”。
朱德在演说中也歌颂毛泽东是“伟大的舵手”。
进入五○年代以后，对毛的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党、个人决定党国大事的态
势越演越烈。毛泽东行使了党赋予他“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于是，“不仅周恩
来、陈云等在１９５８年多次就反冒进进行检讨，周恩来甚至提出要引咎辞职；１
９５９年，彭德怀上书毛泽东，认为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
性’的错误，因而触犯毛泽东，引来大祸。聂荣臻、叶剑英前来相劝，要彭德怀‘
着重反省自己’，要能‘任劳任怨’。刘少奇在批评彭德怀的讲话中，还引用列宁
说过的‘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的话，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５０年代后期，
中共党内形成这种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权威，
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的反对意见就是反党。”（林蕴晖：《〈论党〉与刘少奇的晚
年悲剧》）
中共核心层的造神运动，使皇权意识、家长专制观念和共产党的领导体制结合
起来，便造成毛泽东个人高于一切以及对毛个人崇拜的意识泛滥全国的局面，于是
历史的大灾难降临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事情很明白：制造文革大灾难的元凶祸首是毛泽东，党核心中的造神者也是犯
重罪的，是从犯。
从犯不只一类。毛泽东在“政治遗嘱”中就党核心人物而言：“发动文化大革
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一些“拥护的人”固然跟随毛泽东搞
“革命”，另一些心存疑虑、被视为“反对的人”，也跟着毛泽东的调子跳舞。这
两种人罪过轻重不一，但都是毛的帮凶。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说：制造文革大灾难的首犯是毛泽东，党的核心层中的造神
者、跟风者是犯了双重罪过的从犯。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共领导人或重或轻共同犯罪
的结果。
这个结论应当是可以肯定的。不过这个结论衍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掌握政
权的共产党会产生祸国殃民的政治行为？为什么会出现犯有弥天大罪的犯罪分子？
首恶毛泽东犯罪后为什么能够“我自岿然不动”？毛泽东在分析斯大林这把“刀子
”滥杀无辜的时候说，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说过无数歪理
的毛泽东，这句话倒是说对了（当然，毛也说了不少漂亮话）。英法美等西方民主
国家，实行的是人民享有自由民主、普遍选举的制度，杜绝执政者反民主反自由、
反人权、反法制的政治行为，即使偶一出现，最后也必然消失在民主的洪波中。而
共产党，是以民主自由为敌的。毛泽东自招他是秦始皇加马克思，这句话形象地说
明，共产党、党领袖是个专制主义党、专制主义领袖。秦始皇奉行专制制度，尽人
皆知，而毛说的马克思，实际上就是既尊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信条
，又鼓吹和推行领袖专政、一人专政的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就是
列宁式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和中国传统的皇权主义相结合，就成为中国共产
党的思想核心和理论基础。换言之，简言之，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就是专制主义，党
的领袖就是罩上马克思主义包装的现代秦皇。
唯其如此，毛泽东才能握有“最后决定之权”，刘少奇等等才能大搞造神运动
，个人迷信的毒雾才会封蔽神州、愚弄天下，文化大革命才能发动以至酿成浩劫。
倒过来说，文化大革命的源头就是共产党的专制主义和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制度
和体制。
一党专政、领袖专政必然导致历史性灾难的产生，一些被称为修正主义者的第
二国际思想家早就有所预见。例如考茨基在痛论一党专政的弊端时就说过：“俄国
无产阶级的前途不寓于专政之中，而寓于民主之中。”被列宁一度尊崇过的普列汉
诺夫更预言，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后果非常悲惨”（详见拙著《列宁主义批
判》１９８９年版）。这些理论家近九十年前所作的预言，不仅在苏联灭亡的历史
中得到验证，对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一种科学的警示。
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年，人们对大灾难的痛苦记忆犹深，我们相信，专制主义在
中国大地肆虐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 原载《争鸣》２００６年７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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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
“自杀潮”中的恩怨录（下）
·刘建亭·
八、归途中，善与恶的分界线
告别了母亲河，我被押上了南昌到上海的客运列车，开始了第二阶段大游街，
又游遍了江西、浙江、江苏到上海市。我们一行上了火车，旅客自觉地腾出位子，
让我们凑堆。碰巧车厢上下过道里有一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士兵监守一个坐在地上
的老人，王三头脑子一转，找到车厢里的一个军官，因为双方任务相同，不久我被
赶到车厢过道，与老人并坐地上，由那个士兵看管。火车开了，我随着车厢的晃动
，感受到晕头晕脑，闭上了眼，想镇静一下。刚合眼，那个士兵用枪托捅了我一下
。我莫名其妙，向右看了一眼并排坐的老人，他的眼直瞪着对面车厢板墙，我方明
白那个士兵不允许“犯人”闭眼。过了好大一会儿，我低头活动一下脖子，接着又
挨了一次枪托。我又看了老人，他的脖子挺得直直的，我也只得照葫芦画瓢，伸直
脖子挺下去。“文革”期间，带头示范“语录不离手”的现象正是从解放军中开始
的，《八项注意》中有一条就是关于不虐待俘虏的军纪。哪有对待连武器都没有，
老实接受看管的“犯人”，不准闭眼皮，不准低头。这样苛刻折磨“俘虏”的解放
军战士，只够格称呼拿了枪的兵。话说回来，可能那位是刚参军不久的新战士，不
应苛求，我们学校里那位政委对待“牛鬼蛇神”也是如此。此一时，彼一时嘛！我
和那位老人就是这样坐车到了上海，这种艰难困苦坐车的姿式，坚持了二十多个小
时。
上海是“文革”运动的发源地，王三头自然不会错过这次显露造反精神的大好
时机。出站前，他检查了我身上挂的牌子和五花大绑的绳子，然后雄赳赳，气昂昂
，跨步经过车站广场。走至广场中央，突然从背后有人大喝一声：“站住！立刻站
住！”一个高个中年人冲到王三头跟前，严厉申斥：“这是国际城市，你们想干什
么？！立刻取下牌子，去掉绳子！”王三头慑服来人的威严，乖乖一一照办。来人
说：“跟我走！”不久，来人将我们带到附近一家小旅馆，王三头要了一个大房间
，把我睡的床挪到房间中央，我被那个士兵在车上折腾得半死，一躺到床上，美美
睡了一觉。
次日上午，王三头买好了上海至青岛的直客车票。出旅馆前，叫我脱掉外衣，
然后将我手臂反到背后，捆绑得结结实实，将外衣披在身上，绑我的绳子被遮住了
，扣好衣服胸前的扣子，外人乍看，我成了断了双臂的残疾人。
中午，火车上供应午餐的车子来了，我听到王三头买了四盒盒饭，他递给小田
两盒。小田轻声请示王三头，说道：“叫人家怎么吃饭？！”王三头说：“你吃你
自己的。”小田回到座位，很快将他的盒饭吃完，他又向王三头请示：“他没有办
法吃盒饭！”王三头生硬语气说：“他可以用舌头舔着吃嘛！”有人帮腔：“像狗
一样！”两人得意的笑声。小田悻悻回到座位，将饭盒盖打开，脸转向窗外了望。
我很生气，我曾接触过国民党的俘虏，也对待过以美国为首的十六个国家的战俘，
在吃饭问题上他们同我们完全一样，手端着碗吃饭，现在怎么变得这样令人发指。
不久供餐车回来收饭盒，小田拿着饭盒，站起身子，隔了沙发背，对王三头说：“
他不吃，你们吃了吧！”王三头不高兴说：“那你吃！”小田把饭盒扔到供餐车里
。我通过听觉，认识了小田，他是一个正直的青年。后来听说他参了军，我相信他
一定是一个好战士，也可能已成为好军官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然我的嘴唇接触到温热软软的东西，我张开眼，看到对
面座位上一位三十多岁，带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伸过胳膊，想将他手里拿的
一个小包子喂进我的口里面。他看见我张开眼，微笑点头，示意我张开口吃了，对
面座位上还有一对男女，也有三十多岁，他和她的两双同情的眼睛也示意我张口。
在这三双慈善的眼光下，我心软了，张开口吃了一口，他们连连投来诚挚的眼色，
鼓励我再吃一口，直到我吃完了那个情义无价的包子，对坐的那位先生接着又将一
个包子送到我嘴边。我摇了摇头，我的眼泪如泉水般地夺眶而出。我泪流满面，尽
力频频弯下头，表示我的赤忱感恩戴德的道谢。那位女恩人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纸
巾，先替我擦干净嘴唇四周的油迹，后又替我抹去我脸上的泪水。她用眼神劝我不
要哭，要坚强！我估计三位恩人一定健在，如果哪位恩人有幸读到我的《恩怨录》
，请您回忆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初某日，从上海开青岛的客车上，你们出于同情，喂
食过一个上衣披着一件蓝色中山装，里面反绑双臂的四十岁左右的男子。这人便是
我，你们没有看错人。三十多年来我一直牢记着“一口饭之恩”，恳请您告诉我您
尊姓大名、住址、家电号码。我只要还活着，一定要登门叩谢。再者，当火车上恩
人们对我施以种种同情行为时，小田装假没看见，他的两眼始终望着窗外，所以这
“一口饭之恩”中应有小田的一份。
其实王三头并不是坏人，他待人热情，性格直爽，敢说敢做。他的不足之处是
思考问题比较简单，情绪容易激动，说话没个准头。从赣州到山东数千里押解途中
，他处处防止我再自杀，最终使我活着回到学校，他也够操心和辛苦了。
九、妻爱深似海，情义重如山
大约临近五月中旬的一天傍晚，经过了数千里长途跋涉，囚徒旅程结束了。未
下车之前，王三头脱去我的外衣，现出了我的原形。下得车来，王三头打头阵，两
位工人断后，双臂被反剪捆成五花大绑，胸前挂着牌子的我走在中间，颇有浩浩荡
荡、招摇过市、凯旋而归的威风。学校大门口，两边墙上各有一幅特大字的标语，
其中一条内容是“把 ××× 抓回学校归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学
校的大门内外冷冷清清，王三头将我带到革委会办公室，我见到学校原党支部书记
老古，方知道老古已被结合，成了革委会主任。他命令王三头等人去掉绑住我身子
的绳子，取下牌子，心平气和地对我说：“你先回去！”我的“新”家在学校南院
三间面积大小的西厢房，房内南边一间堆满了破烂杂物，中间是过道房，有一个大
门供出入，北头一间有一个朝东的大窗户，在中、北两间有四张床。我的床位靠东
窗，是最好的位置。难友们已将我的被褥铺好，我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感激。
晚饭前难友们收工回到囚室时，见到我安全回来，他们脸上显得分外高兴。卢
老校长拉着我的手说：“你逃走之后，他们硬说是我把你放跑的，问我要人，整得
我死去活来！”我逃走前，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会颠倒黑白、栽赃陷害到如此蛮横的
地步。我情绪激动，表示了歉意，表示懊悔的语气说：“如果事前我想到会连累您
老受罪，他们打死我，我也不会跑的。”卢老劝慰说：“彼此都是落难人，不说两
家话。”近六十岁的语文老师陆老也插话安慰我：“你跑得好，你逃走后几天，运
动便渐渐和缓了。如果还是那样侮辱、折磨、武斗下去，一个也活不了！”跳楼折
腿的李老师面带很难出现的一丝笑容，坐在自己床铺上，饶有兴致地听我们谈话。
次日天未亮，我跟着难友们去打扫南北两院教师和学生厕所内的卫生。我们先
用铁舀子掏茅厕，把屎尿装满两只粪桶后，挑到学校南院墙外的大粪场，倒入积肥
的粪池内，回头再去打扫厕所的卫生，一直要忙到开早饭时间。
早饭后不久，老古主动来囚室找我谈话：“你是有经历的人。学校里两人跳楼
自杀已够紧张，你再逃跑，学校乱大了。军宣队匆忙成立了革委会，想收拾好学校
乱摊子。你还是老师嘛！不要胡思乱想！”老古批评我的语气很平和，使我感到来
自上级的温暖和鼓励。他走时，我第一次对运动领导人行了一个鞠躬礼。接着革委
会成员薛老师来囚室，态度既亲切又诚恳，他说：“你还是老师，怕什么？看你逃
亡途中，可以想象出你够狼狈的了，你把自己变成流浪汉，何苦来！要加强学习，
认清形势，要经得起考验！”薛老师比我年轻十几岁，在“文革自杀潮”中，他能
排除不同派性对立的干扰，敢抵制军宣队谷政委过左思想的贯彻，尽力做到以德服
人，以仁待人，以情感人，是我心里敬重和佩服的老师。我听完他的一番话后，像
被感化认错的小学生，向薛老师弯腰九十度，连连鞠躬致谢三次。
革委会两位领导成员对我谈话以后，我庆幸我的腿有保住的希望了。当时我唯
一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就是挑粪，积肥，种好一亩来地的玉米和半亩地的蔬菜，
修墙铺路以及学校临时布置的一切杂活。因为我是“囚犯”中最年轻的劳力，我总
是拣重活干，颇得我们的牢头、大粪场工人薛大爷的称许。在一九七二年“文革”
运动的总结上，他们在我的评语中写了一条优点，就是“对掏粪积肥积极”，其他
的评语都是“反动”。
下午三点钟，我单独留在囚室等待批斗。两个身强力壮的学生将我从囚室拽出
，一人一只胳膊插到我的手臂下，手腕用力向上一抬，用手抓住我的后衣领，我的
两条胳臂和手像展翅飞翔的鸟翼，高高地向后举起，并乖乖地低头几乎触及地面，
才能勉强呼吸。两个学生往前一走我的鼻和嘴唇擦着地面，两条腿不住地往前跑，
到了批斗现场，他们突然把手和胳臂松开，我不由己的向前跑几步，扑了个嘴啃泥
，栽到地上。以上折磨和侮辱人的动作称之“坐喷气式”，比戏剧中的官老爷们拷
打犯人的刑罚，现代化得多，花样翻新得多！
批斗会场上，上下有二三十人。台上只有王二头主持会，王三头批判揭发。他
还是老样子，信口开河，胡扯瞎诌，他像煞有介事，愤愤说：“他把他老家的人都
串通了，那些南蛮子都向着他。沿途他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竟然准备了凶器，企
图反抗，暴露了刺杀革命干部和工人的狼子野心，对此我掌握了确切的罪证。”说
罢，他从桌上拿起那把折叠小剪子，因剪子太小，曾从他手指中有数次掉落到桌上
，最后拿住了，又在空中左右摇晃几次，让大家看清楚杀人的凶器。他的话连同动
作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他仍若无其事，继续认真批判下去。
自那次批判会后，我们平均年龄五十岁的半百老人从事学校里最肮脏、最苦、
最累、最长时间的劳动，晚上我们还要担任四个小时的警卫工作，只给我们不足四
个小时的睡眠。一日上午，我在大粪池底，将半干半湿的粪尿，撇到池子上面的土
里，一不小心我的手上和脸上便会碰上屎尿，我已习惯了，并不觉得脏臭。忽然有
人来，叫我立刻去政治部办公室。我不敢耽误，爬上粪池沿，跟着来人去了办公室
。一会儿功夫，王二头进来，身后跟着抱着女儿的妻子。刹时间，我觉得昏天黑地
，眼花缭乱，我不敢相信站在我眼前的人，是我日夜思念的妻小。妻子停在距我四
步远的地方，我们相互木然地凝望着。王二头站在我们夫妻中间，他冷冷说：“只
给你们五分钟！”妻子接口回答：“我亲眼看到他活着，五分钟足够了！”她向前
走了几步，把小女儿放到我手腕里，退回原来的位置。我低头看我可怜的小乖乖，
小女儿长大些了，更美了。她那两只溜转的黑眼珠看着我，我差点儿要亲亲我小女
儿的脸蛋，因在我脸上有残留的粪尿，只得极力克制。我的眼泪落到我怀中女儿的
身上、小手上、小脸上。我怀着无限地歉意，用眼睛望着妻子，又向妻子身后望。
妻子呜咽不成声，轻声说：“大儿和老二没有来！”这时王二头说：“时间到了！
”妻子二话未说，接过孩子，转身跨步走出办公室的刹那，回头深情地望了我一眼
，勇敢、刚强、果断地迈开步子走了。
妻子抱着女儿走后，我已魂飞魄散。王二头的生硬声音“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我的神经被刺了一下，下意识挪动脚步，直挺挺地走回囚室，倒在床上，把头埋
在枕头里，嚎啕痛哭。哭得我声嘶力竭，忘了时间，忘了劳改，忘了一切，直到难
友们下工回到囚牢，替我买了晚餐，叫我起身用膳，我方如梦初醒。我默默无言，
呆坐在床头。当囚室只剩下陆老师和我时，他走到我床沿，悄声对我说：“在伙房
有些人在议论你的妻子，有人说你妻子是现代的孟姜女，一点也不过头。谷政委要
她揭发你的问题，她直截了当说：我和我丈夫结婚十几年，我知道，我了解，我敢
对你发誓：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反对过共产党，反对过社会主义。你们不是
抄了他的家吗？你们应该找到他的反革命证据呀！我相信你们没找到。你们死了心
吧！他死了，我带大孩子守一百年，也不相信他是反革命！”我几乎听入神，一向
谨慎的陆老一反常态，继续说：“有人看见你妻子说完话，抱着孩子气冲冲走了。
大家都挑起大拇指夸她，当然也有人说她蠢。”
自从我被押解回学校，我没有再看到过谷政委，虽然他仍在幕后，他已无力操
纵学校的大局了。其实他在一中所做的一切，也是奉命行使职权罢了。回忆军宣传
队初入学校时，谷政委同我的关系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在“自杀潮”中他整我
，并非出自他内心本来愿望，很有可能受到某些外来力量的影响。我回校后，他并
没有指使人把我的腿打断，或许那时他对自己一时过火的行为有所认识，知错改过
也是人的一种美德表现。
难友之中，卢老同我共患难时间最长，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俩之间的友谊
与日俱增，延续了近四十年之久。他在“文革”中遭受的打击，比谁都重，但我从
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怨言。
十、自杀潮余波未了，天亮前的启明星
一九六八年五月以后，全国自杀潮的风暴基本缓和下来，但由于地区不同，“
文革”运动发展也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差异，自杀潮的余波远远未了。学校里疾风暴
雨式的批判和残酷的肉刑暂时基本停顿了，但我们四个“囚徒”精神上的苦闷有增
无减。我们想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青年，想发挥自己的专长，我们最可怜的一点希
望被“文革”现实毁灭了。
数年来我的身心遭到百般伤害，造反派把我不当人待，但我应该把我自己当成
人，好人，祖国和人民需要的人才。我铁了心同他们斗下去，我趁一个风雨交加的
午夜，偷偷溜出囚禁的“牛棚”，冒着倾盆大雨，跑到教师宿舍院我原来的住房窗
外，房门和窗子都贴了封条，我撬开窗户上面的天窗，钻进房里，我的被封存的衣
物都乱堆在房内的东南角，我用手摸索，终于找到了一本袖珍版英语小字典，回到
牛棚不久，天就亮了。从此之后，白天黑夜我把这本只有三个手指大小的“宝贝”
藏在贴身的内衣里，有空我就按字母顺序背单词。在这本字典里共有一万余单词，
在两年内我能按顺序背出全部单词。后来在“反复旧”运动中被造反派搜查出那本
小字典，现场被打了两拳，并受到批判。我们是被囚禁已久的“犯人”，早已失去
了自由，从早到晚都在监管下劳动，怎么可能与“文革”对抗搞复旧的活动？由革
委会领导的反复旧运动中查出了两件严重的反革命性质的“复旧”活动：其一是被
失去自由的老校长夫妇每月只发四十元生活费，还要供应一个孩子上小学，没钱买
煤，依靠扫树叶做饭取暖，因此牛棚外积攒了一堆树叶，成了“复旧”的罪证；其
二就是我私藏的那本小字典，他们分析我的心里还幻想有朝一日教学生英语，构成
了阴谋“复旧”的证据。幸亏我前后在牛棚的六年中，没有荒废专业，自一九七三
年我调到大专院校从事英语教学以来，跟我学英语的校内外的学生和学员成千上万
，仅在师专英语系第一届毕业的学生中有六人被派到国外工作，历史证明我的复旧
不仅没有罪，而且有功。在文革中他们给人定罪，就是如此离奇、幼稚、可笑。其
实绝大多数的人对“文革”乱整人的行为厌烦了，反“复旧”运动只搞了几天，便
草草收场。不久我又偷回一本《英华大词典》，开始系统地记忆成语了。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继“杨、余、傅”事件之后展开了，被清理的人也是自杀潮
中被批斗的人。批判揭发的内容仍然是老调重弹，斗争的方式减掉了肉刑，但加强
攻心和逼供。他们对我斗争的方式，弃现行重历史，极力想在我头上戴上“特务”
或“特嫌”的帽子。所以专案组强迫我写交待材料，写完交待材料便遭否定，又强
迫写第二次和第三次。专案组要从我的交待材料中找到新的突破口，一发现有新问
题，接着追问，逼供，扩大怀疑点，再追问，逼供，好像旧社会的高利贷，越滚越
多。他们想把我从五岁到二十二岁参加革命共十七年的历史，放到显微镜下观察，
完全抛弃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论和方法，全面、综合、系统地了解一个人的过去，而
是唯心地死抠“问题”，又从挖出的问题中再找新“怀疑”，一次朋友之间的宴会
成了“问题”，不惜工本，查遍了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内查外调，查来查去，他们
越查越胡涂，越胡涂越怀疑，结果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因为专案组要在我的历史中找到“反”革命事实的人证和物证，派出得力外调
人员。按照当时规定，两个外调人员必须有两派不同观点的各一人，但对我进行外
调的两位老师都是原“红教联”观点的。我很感激两位外调老师，他们回来后，没
有带回任何对我足以构成“特”字号的人证和物证。按常理说我的外调材料应该十
分可靠又可信，但专案组仍不甘心主观臆测的失败。
共产党对人的组织定性结论是严格的，先后被关入囚室的共六位男难友，其中
卢老等四人先获得解放，过了一段时间，我亦解放了，但时间极其短暂。
我有了自由后，首先请假回去看我的妻子和儿女。我被关押期间，学校每月只
发二十元生活费，其余部分被冻结。一年多的时间，全家全靠妻子三十元的微薄工
资过日子，可想而知妻子和儿女的生活极端清苦。虽然补回了千余元，但她精神上
的损失决非用金钱可偿还。两个儿子都长高了，女儿一岁多了，她的典型南方女孩
的脸型，有点像外国小女孩，十分讨人喜欢。可能妻子自己省吃俭用，好点的细粮
尽量让儿女吃，她的体质衰弱了，导致靠乳汁生长的小女儿，长得瘦弱。因我而连
累全家老小受苦，我痛苦万分。
妻子工厂里的坏头头强迫她上三班，她风里雨里、酷热寒夜都要带女儿上下班
，上班时又挂记在家里的两个男孩，身心憔悴，疲累之极。我唯一能帮上她的忙，
就是她值夜班后，为了让她好好休息，我便推出小儿车，女儿站在车里，两个男孩
踏着车两边底板，我推着车，在白浪河畔的和平路上漫漫来回逛街。父亲、儿子和
女儿四人在马路人行道上享受天伦之乐，也是我的儿女们最开心的享受。
假期如同昙花一现，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妻子话别，我最担心风波再起，最害
怕妻儿子女会遭受更残酷和更长期的物质和精神的伤害，我不忍心挑明动荡的严峻
局势正在蓄谋中，我含蓄地说：“千万别苦了自己和孩子，万一钱不够用时，先卖
自行车，后卖缝纫机，将来还可以买回来！”我亲切摸着两个儿子的头说：“要听
话！”最后抱着我的掌上明珠，亲了脸，亲额头，亲了胸脯，亲手脚。没有人能了
解我当时的离别心情，我恋恋不舍地走了。这一走，几乎整整三年后，我才活着回
来！
一九七○年初，中央文革策动了“一打三反”运动，当年打人的还是打人，被
打的还是被人打，我重新加入了被“打”的行列。几乎和以前“文革”中整人的模
式相同，揭发、批判、检查、写交待材料。这种老调重弹的程序和内容，彼此都厌
烦了。每当我检查交待不久，几位干将便打断我的话头，批评说：“又来了，又来
了。不叫你背书，交待新的。”我交待不出新问题，他们说我态度不老实，叫我回
去重新写交待材料。一而再，再而三，反复折腾。他们搞不出我的新问题，咬定我
态度不老实，负隅顽抗，顶风而上，转向批斗我的态度，学校原人事干事指着我的
鼻子说：“问题不在大小，就打你的态度！”于是我又重新担负学校一切脏、累、
重的劳动。过一段时间，便叫我去专案组交待问题，我没讲三句话，人事干事火冒
三丈，骂道：“你张口说话，叫人听不出是反革命分子交待问题，回去一边劳动，
一边端正态度，老实交待问题。”专案组抓住我态度恶劣，囚禁劳役一年半有余。
为了在精神上摧垮我，一九七一年八月的一天上午，古主任通知我去参加县的
文艺创作，才放下粪桶，换上写字的笔，我的心真不该是肉长的。好不容易创作了
一篇，遇上“九？一三”事件。学校政治部通知我去听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报告
，刚刚到达会场，坐下等候听报告，接着人事干事怒冲冲赶来会场，硬把我从会场
上赶了出去，并立刻罚我掏大粪，于是又放下笔，换上锨，撇大粪，我真希望将心
换成铁的。松一下，紧一下，交替变换整人策略，无非是逼我走绝路。其实他们不
必费太多的心计，我早已横下一条心，只要中央文革对运动的策划、领导权在手，
我宁愿挑大粪，不愿解放。
人事干事和主流派骨干李老师发誓一定要重新派最得力、最有才能、最恨我的
人去外调。李老师也自告奋勇愿完成这重任，并信心百倍地说：“如果证人死了，
也要掘地三尺，把取证材料挖出来。”他同新来的一位老师出发了，听说他几乎又
跑遍了二十几个省市，所带路费用光了，立刻电话通知汇款去，仍然一无所获，但
他的确不同一般，非法带回我中学时期的一个同窗好友交待他同别人的有关材料，
放进我的档案材料里。人事干事和李老师煞费苦心的结果，反而证实了我的确没有
任何历史问题。他们纵有通天的能耐，却无法掩盖对我的定性存在个人报复行为的
嫌疑。他们无法阻挡组织上决定解放我的决定。但人事上还是拖着不办，恰巧当时
提供了要尽快解放我的大好机遇。
一九七二年夏，根据上级教育部门的指示，高中恢复招生。在设置课程上除语
文和数学外，尽可能要开设外语。县委书记的女儿，学校古书记的小儿子等领导的
孩子都是未来高中一年级的新生。在县领导的压力下，学校决定增设英语课。以前
，一中每年高考被录取英语专业考生占全地区之首，在全省也名列前茅，所以选定
英语教师提到议事日程，原来教过高中的英语老师三人，两人已退休，就剩下我一
人，并且是原英语教研组长，教学经验丰富。一旦学校决定我担任英语教师，首先
便要解放我；如果启用我，掌握人事的干事和派性严重的李老师不会同意，但他们
是一般职工和教师，起不到决定作用。于是一九七二年八月获得第二次解放，在宣
布解除我囚禁、恢复工作的会议上，古书记非常诚恳地说了一番肯定和鼓励我的话
。第二个发言的是人事干事，他板着一副正经面孔，声色俱厉地痛斥了我一番，最
后咬牙切齿指着我吼道：“现在让你工作，是给你这个国民党残渣余孽一碗饭吃！
”开学后，因英语老师只有两位，我们被并入到语文组，组长是我的死对头李老师
。当时每个教师要兼任一个班的主任或副主任，我被派到一年级一班当副班主任，
班主任又是李老师。学校对我的安排意图很明显，虽然明着我被解放了，但实际上
我在李老师严控之下，颇似《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的故事。
开课后，我战战兢兢备课、教书、育人，并且十分重视德育，处处严格要求自
己，很快得到学生的尊敬。李老师看到我在短时间内取得教学和教人可喜的成就，
心里很反感。他戴着成见很深的有色眼镜，寻找攻击我的借口，让我难受，以达到
解放了人，不解放思想的目的。不久，学校根据上级指示进行“文革”运动个人总
结和组织鉴定，这正是人事干事和李老师对我进行大手术的机会，他们在鉴定表上
提的评语是：该人思想一贯反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
部署，顶风而上，虽组织宽大处理，仍不知悔改……。他们认为在我档案里有这样
的鉴定，我将永世不得翻身。
一九七三年七月下旬，山东省昌潍师专决定增设英语专业，并派了原学校校长
于老和政治部孙干事亲自到我所在县和学校指名调我。一中提出种种理由，反对我
调往大专院校。好的方面理由是如果调走我，将对县和一中的英语教学造成极大损
失。坏的方面理由是该教师思想立场反动，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不宜上调。他
们另推荐两位教师供师专挑选，并扬言他们所推荐的人选比我强多了。
师专来的两位干部调阅了我的全部人事档案材料，又将一中推荐的两位教师加
以了解，最后于老说师专决定调我，他们的理由是师专来县调教师，不光为了教学
，而是要能够创立一个英语专业的教师。县和一中推荐的两位教师，一位是从大学
英语专业毕业后，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他的实际教学和工作能力尚是未知数
；另一位教师只担任过初中英语教学，而且教学水平和工作能力一般，一中的领导
该比我们了解更清楚：以上两位老师均不能完成师专要创办英语专业的要求。于老
又谈到我，他和孙干事调阅和研究了我全部人事档案，他们认定“文革”前我的表
现非常出色，曾是部队的功臣和模范，又是县市多次先进和优秀教师，是地区最老
的英语教师和教研组长，原地区文教局教研室外语教学调研员极力推荐。涉及我在
“文革”中的表现，他们看了一中整理我的人事材料，又看了我的检查，认为没有
那么严重。他们的理由是我在“文革”期间，绝大多数时间是被关押，失去自由的
人，哪有机会“反动”，更谈不上“顶风而上”。至于一中人事上提的“问题”没
搞清楚，是不成立的。因为五六年审干材料，我的历史就已经是清楚了，最后双方
同意由县人事局决定“调”或是“留”，在我调动的问题上，县教育局的领导也做
了大量的有益工作。
二十八日一早，我教的高一班中的某县委领导的孩子来校向我密告，说我要上
调走了。我不相信学生的话，因为七二年我曾多次请求调离一中，并私下找到潍坊
五中一位老师，他愿意与我互换。人事干事知道后，大发雷霆，指着我吼：“你还
想走，谁会要你？如果有人要，我举双手双脚欢送！”所以我只问学生：“你听谁
说的？可靠吗？”学生笑着拍胸脯说：“我爸说的，绝对可靠！”九点钟，我找到
古书记，我问：“老古，我是不是要调走了？”书记听了我的问话，严肃地说：“
关于调你的事，县里只有几个人知道，你听谁说的？既然你已知道，我告诉你，今
天上午等县里的决定，我也作不了主。”我还没退出办公室，电话铃响了，老古接
过话筒，才一、二分钟，他对我说：“你别走。”老古放下了电话，对我说：“县
人事上通知学校，已决定同意调你去师专，今天你可到文教局办手续。”我听完了
，高兴得像要放回山林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样欢蹦乱跳。上午我就把一切手续办好，
下午几个同学帮我将行李打包、装箱，处理完毕后，我到支部办公室告别。办公室
里有老古、王二头和人事干事三人，我有礼貌地说：“今晚，我就要走了，特向诸
位领导辞行。希望你们对我多年来的思想和工作，提些意见和批评，以后再没有在
一起的机会了。”古书记和王二头对我说了一些客气话，只有人事干事，连脸都气
黑了，一声不吭，假装没听见。他费尽心机，利用手中掌握的人事权，一而再，再
而三要使我难受，让我在一中折磨到死，结果他们多年来的心血白费了。我没有学
好心理学，始终没有弄明白，在文革运动中我从未骂人、打人，只在运动初期，写
过古书记的一张大字报，在群众组织里，我始终不同意打倒他，我从未伤害过其他
任何人，为什么他们三五个人怎么狠我？
总之，我离开了是非之地，满心怀着和妻子儿女团圆的幸福，就要回家了，这
次是真正有了活命的希望回家了。盼望回家的念头，整整熬了十五年 ，其中“文
革”中的七年是在生与死，荣与辱斗争中，流出的血、泪、汗几乎汇成了河的代价
得到的。我能活着回来，其中最高兴的是妻子，她始终把我当成人、好人、可依靠
的人生伴侣，处在连猪狗不如的我有一位坚贞的红颜知己，和爱我、亲我的三个幼
小儿女，我心中燃起了一团火，我要活了下去，要为亲人和家庭活下去，人和家庭
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细胞，没有家庭亲人间的爱，怎么会有人类的幸福？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承认这个事实！
记得那是六八年八月，学校革委会决定全体师生到郊区大王庄劳动，把我们囚
犯带去，与大王庄大队联合开批斗大会。临出发前，妻子抱着女儿从地区来看望我
，随身带来我喜欢吃的大米三十斤和一个罐子红烧肉。妻子在囚室待了二十分钟，
我抱着小女儿，看了又看，亲了又亲，女儿胖了些，长大了许多，我把她望上轻轻
地抛了几下，她会发出银铃般的格格笑声，妻子看到我们父女亲热地玩着，脸上露
出一丝笑容。好景不长，出发时间到了，妻子抱着女儿在囚室门口，看到我走了。
我们被押去大王庄，当晚，开了我们几人的批斗大会。我已经心死了，他们批判我
的罪状，我没听见一句话。心里一直想，妻子一手抱着近五个月的孩子，另一只手
提上三十斤大米，那一罐子红烧肉是怎么带来的？我哭了，参加批斗大会的师生和
农民以为我反悔而哭，其实是为妻子的真情而哭。
七○年春节前一日，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和小女来囚室团聚，学校不安排地方，
老工人薛大爷将他在大粪场里的一间破屋让给我全家住宿，屋内只有一铺小土炕，
一张旧课桌。我们全家在大粪场里过了一个又苦又甜的春节。年除夕妻子带来煮熟
的饺子，用开水烫一下，在破屋里的炕上全家吃了相隔四年之久的第一次除夕团圆
饭。大粪场院子里有一个大粪池，一个猪圈，一个羊圈，臭气熏天。两个男孩子没
地方可去放爆竹，待在屋里。一张只能睡一个人的炕，要安排下全家五口人睡，真
难为了妻子和我。我们把三个孩子安顿睡下，已无地方供我们睡觉，妻子和我几乎
半坐半躺，说了一夜的话。初一大早，大孩子穿上新棉衣裤，二小子穿了老大的旧
棉衣裤，经过妻子巧手拆洗改制后也干净整齐，小女儿穿一件新花布褂子，里面是
两个哥哥穿旧的棉衣裤。妻子不知熬了多少个夜，为三个子女缝制、拆洗、改制春
节的新衣裤，但我这个可怜的爸爸给儿女们提供的新春佳节环境是大粪场。我眼里
看着妻子儿女挤在破屋里，心里却幻想明年给妻子儿女过春节时，能有一间教师宿
舍也就很满足了。初三妻子带儿女走了，留下了三十斤大米和一个罐子红烧肉，当
然更深深留下她的关怀和温暖。这比寒冬天“雪中送炭”，刑场上“刀下留人”的
康慨相助，更有男女间海誓山盟，夫妻间柔情绵绵的忠贞感情。
第二年大年除夕前两天，妻子又带着儿女来过春节。去年春节我幻想下一个春
节能有一间教师宿舍，革委会格外开恩，给了一个大教室。我用部队发的旧雨布和
一块油布铺在教室中央，垫上一床旧毛毯，这便是七一年春节我全家的大地铺床。
教室四周空荡荡，南北墙上各一排四处漏风的大玻璃窗户，南墙还有两个大门。那
年东北风特别大，刮得教室内寒气逼人，三个儿女冷得直打颤。俗话说“穷则变，
变则通”，我找到一根长竹竿，在它的顶端绑上一柄镰刀，去学校院墙内外的大柳
树下，勾树上的干枯枝条，大的有一虎口粗，一会儿，勾下好大一堆烧柴。两个男
孩兴高采烈地搬运，在教室里地铺不远处燃起熊熊大火，教室暖和了，三个孩子围
着火跑，玩得很欢乐。妻子带来了面粉，要包饺子。我到“牛棚”，搬了一张木板
床到教室里，当作和面板，妻子垫上干净报纸，开始揉面。我趁机去了一趟大粪场
，拿了一把铁镐，将南院外的几个大树墩刨了出来，一一劈成大块木柴，足够供几
天烧柴取暖之用。七一年的春节期间，全家吃上了一顿新鲜饺子。为了防止火灭了
，怕冻着儿女们，我不时起来添柴。我们夫妻俩人仍愁眉不展，因为春节一过了，
我们家又要生离死别，不知道何时结束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
大年初一，妻子蒸熟了一锅大米饭，端上红烧肉，我看到三个孩子吃得很香，
知道平日妻子儿女可能从来舍不得这样享受。我不愿让孩子扫兴，利用添柴的机会
，悄悄擦干脸上的泪珠。我暗暗立誓，我一定能够为妻子儿女争气，为人民、为祖
国争光！
是的，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是我一生中第二个转折点，我不再是在有些人
眼中的“鬼人”或“人鬼”，我完全脱离了地狱般的学校，摆脱掉了几个有狼一样
凶残眼睛的“文革”干将们的监控，铁树终于开花了。我怀着极大的喜悦，推开自
家的屋门，一进门我喜冲冲向妻子送喜报：“我调回来了！”
十一、功过由谁定，历史最公正
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三年之间，中国社会的动乱基本依然如故，但也有一
些不同之处。动乱逐渐在中央领导层之间进行，下面单位群众斗群众的现象，很少
见到了。师专的教学秩序基本能够正常进行，作为英语教师的我有了专心备课，认
真教学的环境条件，送走了三届中学英语教师培训班，成绩是显著的。
一九八六年潍坊市委落实高级知识分子办公室徐主任和市委组织部某干部来师
专听取有关高级职称教师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申诉。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倾诉了“文
革”期间自杀潮中前后的侮辱、诬蔑、迫害、肉刑以及种种的非人虐待，造成我和
妻子儿女精神上极大的创伤，并波及到散布全国的直、旁系亲属、亲戚、同事、战
友、同学、朋友等数十人。我要求组织上给个说法，搞了那么多次外调该有个结论
，如何消除已发向全国各地的那一纸“通缉令”的恶劣影响，请求组织上解决。听
取我申诉的有市委徐主任等二人，师专党委常书记和组织部管部长，他们认真听完
后，立刻调阅我的人事档案。约半小时后，徐主任等回到会议室，他对我说：“真
委屈你了！我们完全同情和支持你的申诉。你提的要求责成专人负责落实。”
师专党委派组织部管部长去我原单位联系，得到该县一中肖书记的同情和支持
，两单位党组织对一九六八年五月以一中革委会名义向外发出的“通缉令”，予以
彻底否定，做出更正，恢复名誉的联合通知。“通知”发到我的原籍街道办事处、
居委会，以及所有亲朋好友等工作单位。一九八七年我返乡探亲时，在赣州老家与
早年中学同窗，当时市政协秘书长钟学兄相聚，他说：“你们山东党委对人的问题
十分关心和重视，你所在工作单位两级党委在‘文革’期间对你发出的‘通缉令’
，予以彻底否定和平反的联合声明，已送到我的工作单位，我看了后，十分感慨。
各地都能这样做，人心就齐了！”
在“文革”期间，从中央到省、地、县和公社都有被折磨而死的人，但对他们
的善后工作不一，如在“自杀潮”中跳楼自杀的邴老师和投湖自尽的大作家老舍均
因不堪侮辱，走了生不如死的绝路。人们对伟大的人民作家老舍之死通过各种媒介
表达了极大的悲痛、同情、怀念和愤慨，老舍的名誉完全恢复、人品获得赞扬、作
品得到肯定、他的一生受到国内外朋友歌颂，即使有一、两个造反派的遗老再也不
敢信口雌黄，自讨没趣。然而邴老师自尽后的情况便完全不同了，他自尽后的次日
下午，军宣队召开了声讨邴某某疯狂反扑的声讨大会，我是陪斗的“牛鬼蛇神”之
一。自那次大会后，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公道话，特别是在那个自杀潮夜晚打人最
凶残的“阎罗王”，四人帮垮台后，一时曾掌握过该县人事局大权，邴的冤案便石
沉大海。邴的妻子因此从城关小学调到农村任教，子女数人情况不详。邴老师是一
个微不足道的普通教师，对工作极其负责，教学认真，热爱教育事业，关心爱护学
生，由于他的优秀表现，才能留在县最高学府第一中学任教，并兼任教研组组长。
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抄他的家时，发现了在他的家里有几枚解放前他家店铺的
旧印章，以此说他有朝一日企图复辟，向人民反攻倒算，是不折不扣的阶级异己分
子，不允许他申辩，从一九六六年秋关押和劳役一直到死。
“文革”动乱折腾了整整十年，这场史无前例的暴政，以摧毁“四人帮”而宣
告结束。“四人帮”的罪恶是具体的，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四人帮”是发动
不了“文革”运动，他们是得到毛主席的全力支持，才获得了党和国家的大权。在
“文革”以前，人们不敢讲真话已成为保命的哲学，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我们很有
必要将这种现象认真加以研究，对事和对人应该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完整地整理
成史册，公之于众，以教育千秋万代的后来人。俗话说“树怕扒皮，人怕伤心”，
众多人的伤心便会形成社会伤心，它会在人们的心灵深处长期潜伏，还会遗传下去
，任何武力也无法消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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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ＣＮＤ》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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